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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党委书记燕振昌

时间:2015-05-28 10:23:46  来源:  作者:

 

 

  生命终止的前一天,他带着调研组去参观他奔波6年才引回来的幸福湖水。

  生命终止的前一晚,他打电话给3个班子成员,细心地交代他们第二天要去市里、镇里办的几件事。

  生命终止的那一刻,他伏在案上,握着笔准备写下当天要办的事。

  台灯依然亮着,桌上的日记本依然摊开着……

  2014年12月12日凌晨,燕振昌走了,一如负累归去的燕子,留下了未了的牵挂。

 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,燕振昌当了44年村党委(支部)书记的地方。书柜里,是燕振昌整齐摆放的其他93本工作日记,从1972年直到他生前最后一刻。那里面,有1976年全村第一次盖排房时的缺钱少料,有1986年开办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时的“股东炼成记”,还有2008年幸福湖水“蒸发”后写了6年的汇报信……满纸满页都是燕振昌曾说过的话:“要让村民过上有房住、走好路、能读书、有玩处的安生日子。”

  “我特别想知道,他日记里没写完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,我们帮他完成。”村委会副主任张万顺哽咽地用手擦了擦眼眶,把脸转了过去。

  水磨河,燕振昌一生的牵挂。

  暖泉环绕的水磨河村,有两样“特产”——水和集市。

  历史上的暖泉河畔,水草肥美、人气渐旺,因河上建水打磨一处,水磨河村由此得名。至元明时期,水磨河村已成为长葛、禹县交界处最热闹的大村,每逢会期更是人山人海。也许是这些,培育了多年来水磨河人的经商意识和活络的脑瓜子。

  可这个因水而灵的村落,曾经穷得揭不开锅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公社、挣工分、大锅饭,农村社员穷得吃不饱饭,找个识字的人当“计工员”更是困难。

  1962年,20岁的燕振昌高中毕业了,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,贫瘠的村子正需要他这样有文化又肯干的后生。1967年,他被社员推选为八队生产队长,凭着一股踏实劲儿,3年后又当选为村支部书记。

  可妻子张改真撅起了嘴:“上面提拔你当脱产干部,你为啥不考虑?我也是高中生啊,家里供我读书这么些年,又让我留在农村?”燕振昌一脸自信地劝妻子:“农村也能干出个名堂,你放心吧。”

  话说出去了,担子也压下来了。从这时起,燕振昌开始了记工作日记的习惯。每天凌晨4时,他就起床了,写头一天的工作日记,思考当天的工作安排。这一时期,燕振昌想得最多的,是领着社员保口粮、保肚皮、“战天斗地”;日记里记得最多的是农家事儿,麦田管理、提高单产、调地、修建石头猪圈、化粪积肥、修田间硬渠、农业科学技术推广,等等。但是,村里人均耕地不超过7分,光靠种粮食,村里还是要啥没啥,想建路、建房都没有活钱,再活络的脑瓜子一时也犯了难。

  “得办集体企业,给大队多产点东西、多积点钱。”燕振昌和班子成员碰到一起就合计这事儿。

  1973年后,燕振昌领着社员办起了农机配件厂、面粉厂、冰糕厂、机瓦厂,这几个厂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水磨河大队的重要经济来源。1977年后,队里为配合新村建设,新建了白灰窑和砖瓦窑,成立了建筑队和石工队。到1981年,大队已拥有预制板厂、机械厂、车队、木工厂、供销社等十几家集体企业,每年给村里交利润30多万元。

  同样是1981年,水磨河大队开始实行以农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。这意味着,经济搞活的苗头,在这个豫中乡村点燃了。人们开始想着法儿地赚钱,要挣脱穷日子。

  此时的燕振昌,依然保持着爱学习、爱看报、爱写东西的习惯。在他的工作日记上,经常摘抄着上级会议上的领导讲话,有的一抄就是小半本。坡胡镇政府工作人员贺建军回忆,2014年市委书记王树山来许调研时到了水磨河村,向燕振昌问起了基层四项基础制度,“燕书记背得溜熟,连我都背不囫囵呢”。

  所以,别看水磨河村是最基层的“小细胞”,但燕振昌对上级文件精神、政策动向却是知晓得早、掌握得清。得益于此,水磨河村有了多个“第一”,全省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就是其中之一。

  1986年,燕振昌得知,上面开始有了“股份制企业”的提法,这使他嗅到了经济改革的信号。他赶紧再打听,但只是听说在沿海地区有创建成功的先例,省内则没有听说过。

  “先行一步,也许咱村就有了条好出路。”思忖之后,燕振昌决定一试。

  一天晚上吃罢饭,燕振昌来到他的老搭班、老伙计张汉卿家,商量要不要建一家股份制的造纸厂。一听燕振昌要鼓动自己入一股,张汉卿的第一反应是“我不干”。他说了自己的想法:“我没钱,一股3万块钱,我得借多少户才能凑齐啊!

  而且农村搞工业的少,纸厂怕是没有那么多生意啊。再说了,股份制还没兴起来,办砸了咋办?

  一口气,就是3个顾虑。的确,那时要让农民兑钱、办股份制企业,许多地方都没有这个能力和实力。没有突出资源和经济实力的水磨河,更是如此。

  燕振昌顿了顿,开始劝张汉卿:“这个股份制企业,咱得办。”他分析着:“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了,集体土地包产到户,集体企业也分解了。现在的精神是,分得越彻底,证明观念转变得越彻底。可这样一来,如果不搞企业、没有经济收入,村集体就被架空了,4000多口人的大村子,想办啥事儿也没钱了,村干部说话也不灵了。”

  这些,张汉卿明白,他和燕振昌一样希望村里人过上不愁吃喝的日子。所以,虽然得到处凑钱、得担风险,但张汉卿还是和以往每次一样,坚定地支持了燕振昌。

  随后,燕振昌又找了村里3个有点“毛毛钱”的人,张廷然、张军甫和张留木,挨个和他们沟通、说定。

  就这样,水磨河村的造纸厂建起来了,这是长葛市第一个、全省第一批股份制企业。村里以土地、房屋等入股,占6成股份;个人一股3万元,共5股,占4成股份。“后来,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解放,股份占比就逐渐由‘六四’改成了‘四六’,让个人拿得多一点儿。”张汉卿回忆。

  机器一开,问题就来了——“出来的纸咋不成型?”“要收麦秸秆了,咋说动银行追加贷款?”燕振昌稳住大家伙儿,然后一遍遍和请来的技术员试验配料比例,一趟趟跑银行磨嘴皮子。

  造纸厂正常运转起来了,销出去一吨纸能挣一二百元。造纸厂每月一算账,虽然有时候也赔点儿,但大多数时候都能挣几千块钱。就这样,造纸厂给全村开了个好头儿,水磨河的“小金库”鼓起来了。

  1992年,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传遍神州,全国农村村办企业纷纷摘掉了“红帽子”,股份制企业、个体经济开始开花。

  “咱不能再抱着大锅饭了。‘只有种地才能糊口’?那是老一套了。”燕振昌开始鼓动村民,“要富裕,咱就得跟上形势,就得入股办厂、‘从商从工’。咱村子有热闹了几百年的大集镇,我看咱村办企业肯定行。”

  光劝村民不够,燕振昌跟十几个“两委”班子成员说:“政治过硬是硬本领,带头赚钱是真本事。又能服务、又能致富的村干部,才是真正腰杆儿硬的好干部。” 他给“两委”班子和村里100多名党员下了“死任务”——都得有个厂。有人不理解,觉得有必要下这狠劲儿吗?他说:“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挣钱,还为了一个厂能解决村里十几号人的吃饭问题,能带动全村经济水平啊。”

  渐渐地,大家的心思活络了,跃跃欲试的人干起来了。只消几年,村里就已吸收股金800多万元,办起了铸钢厂、淀粉厂、瓷厂等股份制企业,冒出了机械、加工、商店、运输、饭店、砖瓦窑、白灰窑等私营企业50多家。水磨河村还成为全市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超亿元的村子。燕振昌也频频被其他地方邀请去介绍经验、办村支书培训班。

  这些企业,就是水磨河的“第一桶金”。特别是燕振昌等人建成的铸钢厂里,几个股东的实力越来越强,后来纷纷退出来又组建了自己的铸钢厂,大厂又再分小厂。现在,水磨河村仅个体铸钢厂就有四五十家,源头都是最初的那家股份制铸钢厂。

  “当初一说要摘‘红帽子’,大家都是顾虑重重,如今回想起来,没了‘红帽子’,大家反而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。”现任村党委书记、原村委会主任郭建营说。

  从贫瘠的村落,到如今闻名全市的明星村,燕振昌带领全村实现了“致富三级跳”。直到现在,村里谁要是因为办厂遇到难事儿找到他,燕振昌依然想尽办法解决。

  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,他还以个人名义,为郭建营、赵书建等村里7个人的厂子担保了1400万元的贷款。郭建营说:“我们7个厂子要贷款,如果找厂子作担保,我们必须得找7个有实力的、不能重复的厂子,一时不找好啊。银行的人说了,要是燕书记作担保,那他一个人就能担保你们7个厂子。”燕振昌一听,爽快地同意了,还按照银行要求拉上妻子张改真一起给银行签字、按红手印儿。子女知道后,都忍不住说燕振昌:“1400万啊,你都这么大岁数了,还这么大胆子啊。”

  今天,你沿着水磨河环村路、彭花路走,两边全是一个挨一个的厂院。全村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0多个,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近万人。

  “吃住水磨河,好像在长葛。出门能挣钱,一月两三千。”好日子过上了,人们顺嘴就编出了这样的民谣。

  燕振翅,衔来春泥做金窝

  从土坯草房,到小瓦青砖,再到两层小楼。燕振昌领着村民划宅基、盖排房,告别破旧拥挤的旧房子,建成了横成排、竖成行的新农村

  吃得饱,住得好,这是村民最朴素的愿望。几十年前水磨河村的土坯草房,任谁说都得感慨半天。那时的房,“里生外熟”,即外面是砖、里面是土坯,麦草或瓦苫顶。因为宅基窄,五户一院、三辈同室、儿大不婚、晚上住牲口屋的情况比比皆是。

  1976年的一天,燕振昌在去看集体企业的路上,村民赵国义见到他就聊了起来:“这两天这雨下的,你看俺家那房子又漏得不行,天天拿锅碗瓢盆接着。一家人挤在两间房住不说,一下雨连这两间破草房也住不安稳了。你说俺家咋办?”

  燕振昌不由得张望着小路四周,那一处处没经规划的房子,东一处、西一所,大门朝哪个方向的都有。条条小土路,就在各家各户之间曲里拐弯地“自然”形成了,路窄、坑洼、七拐八扭不说,有的还是断头路。

  盖新房,多美好的期望。燕振昌不是没想过,可是,钱从哪儿来?闲聊罢,燕振昌心事重重地走了,但盖排房的目标在他心里扎下了根。

  第二天早上开会,燕振昌提了这事,让班子成员商量办法。“这是实事儿啊”,“难度肯定大”,“得要石灰、木头、砖头”……大家伙儿商量半天,最后统一意见要克服困难盖排房。燕振昌还鼓励大家:“那林县人啥都没有,不都敢挖‘人工天河’么,咱这工程难度还没他们大呢。”

  接着,村里又开党员会、社员大会征求意见。燕振昌在工作日记中记录了征求意见的结果:“根据多数群众的要求和我们了解的实际情况,大家同意建设新村。如果不搞建设新村,会出现:1.媳妇娶不到家,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积极性。2.为宅基地闹纠纷,闹矛盾……5.不能改变已有生活条件。”

  经全大队社员表决同意,水磨河村确定了排房建设规划:保留并加宽该村以十字街为中心的南北、东西大街,住房统一坐北向南,每排10间房,排与排之间,留一条小巷,宽1丈。规划还对每家房子的样式、高低、门窗、结构作了详细规定。村里还给社员每家50元的盖房补贴。

  水磨河旧村改造启动了,想先盖新房的人也“活动”起来了,其中还有自家亲戚。燕振昌一看这情况,放出话来:“先紧着困难户、孩子多的户。除此之外,谁来也说不通,就算有亲戚、有关系也不行。”怕大家按照“潜规划”给他送烟,原本烟瘾很大的燕振昌还戒了烟。有人不理解,觉得递根烟表示感谢也是人之常情啊。但张改真知道他的想法:“振昌说过,就这一根烟,也是给村民的日子增加负担。找我说事可以,但烟我是不再吸了。”

  排房建设开始后,燕振昌先带着大家扒掉了村里剩余的老寨墙,扒掉了北关爷庙、西关爷庙,平掉了围村河和村内大坑,解决了宅基地不足问题。但最难的,还是盖房的材料,那些石灰、砖瓦、预制板,要是全从外边买,那大队和村民都负担不起。

  没有烧石灰用的石头,燕振昌想到了离水磨河很近的禹州市无梁镇,那里的山上有很多石头。燕振昌跟无梁镇协商好后,就带着13个生产队赶过去拉石头,各生产队都出动一两头牛和十几辆架子车,那架式,浩浩荡荡。燕振昌又请来建窑师傅建成了石灰窑,随后又动员群众建了3座石灰窑。

  没有砖瓦,燕振昌就发动各生产队建砖瓦窑。到1978年,多数生产队都建了砖瓦窑。后来,大队还成立了3个建筑队和1个石工队,工人近100人,统一给各户建房。

  好事多磨。虽然盖排房是好事儿,但真到一户户推进时,问题就来了。有的嫌自家划的宅基地少,有的说自己还栽的有树……村“两委”就把全村户数分成了5个点儿,东、西、南、北4个点儿再加上自然村河北张村,让村干部们包点儿领任务,各自下去做群众工作,一次不中就去两次,两次不中就去三次。

  1978年,七队的陈宪建成了全村第一所5间的“示范房”。自此以后,据《水磨河村志》“大事记”记载,每年都会有一批新房建成:300间、420间、520间、433间、480间……直到1986年,水磨河村历时10年的旧村改造、新村建设大工程,终于胜利结束,全村1000多户村民基本都住上了新房。村民张中斗还记得:“那时盖好新房,兴往房顶上扔个馒头讨吉利,但那会儿白面太稀罕了,大家都是往面里裹个石头蛋儿,撑起个大馒头,再扔到房顶上。”

  “那次排房,达到了纵成排、横成行的效果。全村千把户人家再没有因宅基打架、吵嘴的现象了,而且没有一户留后遗症。”郭建营说。

  一项工作,坚持了十年。燕振昌曾说:“农村工作周期长,计划、规划的实现得有连续性。如果把当支部书记当成短期行为,不打长牌,这些工作做不到底不说,还会留‘话把儿’,丢‘遗症’,给以后造成矛盾和纠纷。”

  小瓦青砖的排房住了十几年后,一部分较富裕的村民要求拆旧房、建新房,于是,村里引导着村民开始了第二轮新村建设。1998年以来,从商业街东西、南北大街的临街住房开始,全村1000多户人家的房子,陆陆续续都翻盖了新房,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、三层楼房,外墙贴瓷片,室内铺地板砖,功能设施齐全,和城市住房一个样儿。

  “现在家家户户的房子比以前真是强上一百倍,冬天暖气夏天空调。不是燕书记,我们可建不成这样。”80岁的村民张中斗家,上世纪60年代住四五间土坯草房,1983年盖了6间瓦房,2007年又盖了两层小楼,越变越漂亮。

  这边盖新房,那边修大道。燕振昌领着大家把全村街道硬化了一遍,大街小巷畅通无阻。

  “燕书记说过,村里每硬化一条房前屋后的小巷子,他就捐1000块钱。现在,全村硬化的小巷足有20多条,你算算他得捐了多少钱。”村党委副书记张松山说。

  燕徘徊,湖畔盘旋唤碧水

  幸福湖水“莫名其妙”地没了,23个村近4万口人吃水困难,4000多亩地绝收。6年奔走,6年呼号,燕振昌抓住一切机会寻找办法。终于,幸福湖水回来了

  水磨河村从来不缺水。村西的暖泉湖水,自古以来长年不息,浇灌水磨河90%的农田。由于湖水的渗透,水磨河地下浅水层水源十分丰富,村内的吃水井水位不超过3米,老百姓担水用扁担挂桶就可以了。因盛产水稻、莲藕、菱角、鱼虾,水磨河素有“小江南”之称。因1958年长葛县委书记题词“百亩幸福湖”,暖泉湖也被称为幸福湖。

  可是,这一切在2008年12月31日发生骤变。这天,水磨河村村民发现:幸福湖水“莫名其妙”地没了,仿佛是一夜蒸发。

  “‘老一’,你快去看看,湖水都快见底了。”村民们焦急地跑来找燕振昌,和他一起去现场察看。当天,燕振昌焦虑地在工作日记中写道:“水磨河村村民发现,幸福湖突然干了……”

  自家的水井见了底儿,大家就到大队院里、文化广场上的水井里打水,可是那里很快没水了;大家又跑去位于村里的长葛发电厂院里100多米的深井里打水,那里很快也干了……村民们只好跑七八里地去拉水,吃水像吃油。地里也干巴得裂了缝儿。“村里干了4年,我家的地绝收了4年啊。” 村民张海林说。

  生态园里也没水了。2008年6月开始,燕振昌提议村内自筹20余万元,把40亩的低洼地打造了一方清水荡漾、弯曲回廊的水磨河生态园,好让村民们有个玩处。可年底生态园竣工、注水后仅3天,水就消失了。

  幸福湖水“蒸发”,导致附近3个乡镇、23个村、近4万口人的吃水和灌溉出现严重困难,4000多亩庄稼地绝收。

  水究竟去哪儿了?2009年,燕振昌在多方考证时发现,水磨河这边水凭空消失,西边的平禹煤矿(原新峰龙屯煤矿)却在用4个大水泵24小时不断往外抽水。他推断,应该是煤矿透水事故,导致幸福湖水及地下水全部流向煤矿所在地。

  水的谜案找到了线索,可是确认事故原因,特别是想让水回流,又谈何容易?

  已年近70岁的燕振昌,为此一筹莫展。但有一点,他心里明镜儿似的清楚:“我当书记时,湖里有水。我不干了,湖里还得有水。无论如何,得给子孙后代留一方清水。”

  燕振昌开始不断向上级写报告信、汇报幸福湖“遭遇”。可是,囿于这一问题的协调、解决难度之大,进展一点儿都没有。为缓解燃眉之急,村“两委”千方百计争取资金,给各组打150米以上水井12眼,新修水渠和地埋管各1万多米。可是缺水,依然困扰着这个曾经的“小江南”。

  2009年,省里的应急抗旱小分队来到长葛调研工作。燕振昌听说后,赶紧打听了人家所住的宾馆,带着3名班子成员赶了过去。他诚恳地向省地矿厅总工程师赵云章反映幸福湖的问题。赵云章听说后非常重视,并给燕振昌“指路”,告诉他可以向省里哪些领导反映和寻求帮助。

  在这一指引下,燕振昌回去后又开始写信。“我见过他写的信,非常详细、清楚,有问题说明、地里的照片,还有专家意见、群众签名。”贺建军说。

  燕振昌先后写了有一二十封信向上级汇报,甚至把信寄到了国务院。他反映的问题,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。2011年,长葛市水利局给水磨河村和周边的村打了深井,建了自来水厂,希望先缓解村民吃水困难。

  可是,费时一个月打的一眼300米的深井,抽了十分钟,又没水了!因为,此时水磨河村缺水的根本问题,在于地表水、地下水不断“溜走”。不“回调”水源,打再多、再深的井都无济于事。

  苦心人天不负。渴了4年的水磨河人,绝收了4年的庄稼地,终于在2013年迎来转机。

  2013年夏,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意见时,省纪委副书记齐新安到长葛市调研。座谈会上,燕振昌大胆提出了长葛西部的吃水难题。齐新安听罢非常重视,将其作为民心工程来对待,没几天,就协调省水利厅等几个部门组成专案组前来实地调查,经仔细勘察论证,终于确认了因平禹煤矿透水事故导致湖水干涸。

  在齐新安的大力推动下,水磨河村以及周边23个村的这个一等一的大难题,终于得到了实质性推动。

  2013年10月,长葛市西部引水灌溉工程正式得到批复——该项目通过引平禹一矿矿井排水入长(葛),注入幸福湖,解决坡胡镇、后河镇、石固镇灌溉水源问题,同时配套建设2.56万亩田间灌溉工程。燕振昌常说:“这是咱这里的‘小南水北调’啊。”

  2014年6月,工程正式施工。当年12月,工程完工并开始向幸福湖注水。

  如今,幸福湖已经再度盈满,水磨河村的冬小麦已浇了六七百亩。燕振昌还借此机会,将湖周围修了小路、添了绿化带,建成了园林一般的景致。“幸福湖水面漂亮极了,连长葛最东边的董村乡人,都跑到长葛最西边的水磨河来看幸福湖。”村民赵花君颇为自豪。

  提起这事儿,妻子张改真忍不住夸他:“他决心可大,敢想敢干敢闯。这一辈子,他想办的事儿,没有办不成功的。”

  “我们这一方人都是他救活的。”村民张海林说,“我们村里人坐在一块儿就议论,这功劳就是他燕振昌的,换了谁都不中。”说罢,他又向旁边的村民说道:“我估摸着,他突然去世,是因为湖水终于又回来了,他高兴坏了吧……”

  燕留芳,海晏河清现和乐

  带好班子、多赚“票子”、当好孺子、转换“脑子”、干出“样子”。在这只头雁的带领下,村里先后8次建学校,刮起全村“敬老风”,年年表彰“好儿子”、“好媳妇”,好民风在十里八乡出了名

  “村里每次开党员会,在家的党员都会来参加。一次开会,90多岁的老党员赵春生还让家人用轮椅把她推了来。”村委委员燕松军说。党员如此支持村干部,就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,燕振昌和班子成员是好样的,带了好头儿。

  燕振昌历来要求村干部做事是非清楚、不和稀泥、不搞特殊。为了督促村务公开,水磨河村实行了二三十年的“腊八算账”。每年腊月初八前,村里都要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,并在会上公开村里的收支情况,表决通过党支部下年度事务的预案。

  “账目公开了,群众心里亮堂了,干部也撇清身子了,来年该干啥不该干啥大家也都心里有数了。”当了32年村主任的张汉卿说。

  燕振昌是班长,自己更是身先士卒。他给自己定了个“五个不沾边”:钱不沾边、物不沾边、奖金不沾边、红白喜事酒场不沾边、烟不沾边。他还把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总结为 “五子”,即带好班子、多赚“票子”、当好孺子、转换“脑子”、干出“样子”。

  44年,燕振昌果真干出了样子。

  “俺燕书记,办学校、修敬老院,还给老人发‘豆腐脑钱’,一件件事都办得顶呱呱的,让我说上半个月都说不完。”村民刘改风竖起大拇指不住地夸。

  “光玩戏不建校,台上假官假朝廷,台下真官没一个。”曾有人编了这样的民谣,笑话水磨河没人读书、不重教育、光知道看戏听戏。这让燕振昌感到很痛苦:“没有好的学校,咋培育出好人才?”在他的带领下,全村的小学、中学经历了8次建校,最大的一次是1982年,建成了长葛市第一个农村百米长廊的水磨河学校教学大楼;第二次是2003年扩坡胡镇建二中,建成了4层教学楼、学生宿舍楼、餐厅等,2004年又扩建中学,把宿舍楼升层、餐厅扩大。

  学校盖起来了,燕振昌又怕学生不好好学习,又想了个招儿。从1985年开始的30年间,村里每年8月28日都举行欢送学生欢送会,给新考上的本科生、研究生和高中生们披绸戴花,发奖品、送路费。“燕书记这一招儿,让大家伙儿都重视起教育来了,谁不想自己家光荣一把?”村委委员、民调主任赵群德说。从恢复高考制度至今,水磨河村已有460多名学生考入大学。

  “村里不光给我们70岁以上的老头儿老婆儿每月10块钱的‘豆腐脑钱’,还给我们每人发一床‘鲜腾腾’的被子,还有床单、被罩。”村民韩长锁一说起燕振昌,夸他的话就脱口而出,“燕书记这样做,就是要让男女老少知道,孝敬老人才是好风气。”村里刮起的“敬老风”不止这一件。1981年,村里建成了全省第一家村级敬老院,实现了全村孤寡老人的集中供养,中央广播电台还对此进行了报道。

  燕振昌还给村里定了规矩:不准欺负外地人。他说:“光靠咱村人开店铺、办企业,力量太单薄了,得能吸引外来资金’念经’。”谁家要是眼红人家的生意、“强使”外地人,燕振昌就亲自带着“两委”班子成员过去“凶”那家人。现在,在水磨河商业街上开门店的,至少60%都是外来人。

  如今,水磨河的好风气,已经在十里八村出了名,每年评选出的“好儿子”、“好媳妇”、“五好家庭”等也成了村里村外的名人。有不少人都愿意来做水磨河村的上门女婿。宋新民就是其中之一,他说:“水磨河村人从来没把我当外人。我进村后,马上就按规矩分给我地了,医保、养老啥的都是一碗水端平。”

  凭着多年积累来的良好村风,水磨河村在处理南水北调工程征地拆迁时,竟然一个月就完成了拆迁、河道清理、土地移交等工作,而且全村十分稳定。“要知道,我们村的占地面积在全长葛市都是最大的,有23户民宅要拆迁。”赵群德回忆说,“但‘老一’跟他们解释政策规定,大家都信、都服,就不说啥了。”“老一”,是村民们对燕振昌的习惯称呼,更包含着大家对他的信服。

  村子发展了,但燕振昌没从村里占一点儿便宜。“跟他结亲,不占便宜,净吃亏了。”妻子张改真说。村里第一次盖新社区时,大家都争着要门面房,燕振昌没要,张改真也没吭声;到第二次盖时,张改真说:“咱也要个门面房吧。”燕振昌说:“咱是干部,不能争这个,先紧着人家吧。吃亏是福。”

  如今,身为长葛市财政局局长的儿子燕松涛,时刻不忘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一再嘱咐:“工作中你得服务好领导、服务好同事、服务好基层,可不能对上级、下级两眼相待。”燕松涛说:“父亲一辈子讲究个‘公、忍、真、学’,一辈子处世公道、坚忍不拔、真心真情、学无止境。这是我一生的财富。”

  去年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时,燕振昌本打算卸任了,但村里都希望他接着干,燕振昌也再次满票当选。

  燕归去,十里长街泪作雨

  送行的队伍里,许多村民捂着嘴哭得止不住声儿。虽然如今已时隔月余,但人们仍然不能提起他去世的事,有的人摆摆手扭过头说:“不说了,心里不是味儿。”

  一切似有征兆。

  2014年12月10日,省纪委副书记齐新安专程来看已注满水的幸福湖。湖畔,齐新安问燕振昌“多大了”,燕振昌多说了两岁,“75了”,一旁的市委书记王树山还笑着拍了拍他说:“哪像70多岁的人啊。”

  12月11日晚上,燕振昌在家喝了碗稀饭,吃了个馍。老伴儿张改真看见他的脸色很红,就问他“是不是血脂稠”,燕振昌回说:“胡说,欢吃欢喝的有啥病?”吃罢晚饭,燕振昌跟张改真说,“村里的事儿得处理完”,就又住进了办公室。

  12月12日,郭建营、张万顺、赵群德、张彩萍……几名班子成员一上午都在不断地给燕振昌打电话,因为头天下午直到晚上,“老一”给他们交待了几项工作,这会儿他们办完了,向“老一”回话,可电话就是没人接。

  中午,张改真炸了黑红薯叶,做了燕振昌喜欢吃的杂面条,可左等右等他不回来,打电话也不接。她心想,难道又有啥事儿中午不回来了?后来她知道,当时其他人没人敢接她的电话,因为不知道该咋跟她说。

  那时,燕振昌已经去世了。他的桌上,日记本依然摊开着,一如往常地记着头一天的工作和当天的安排,包括“反映水磨河新时期女性的画册编排”、“自己动手进行老旧房屋改造”等事项。写到第四条时,却只留下了一片空白,旁边是一支摘掉帽子的笔。

  那页日记上,本该是“12月11日”的日期,还被错写成了“11月11日”。这要搁平时,细心、细致的燕振昌也许不会写错,你看那94本工作日记本都被贴上了整齐的标签,早年的几十本还被他细致地包上了红色封皮,你就知道,这是一个多么细心、细腻的人啊。

  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证实,燕振昌因突发心肌梗死,于凌晨4时去世。

  知道消息的乡亲们都不相信,有的说:“说啥?不可能!”有的骂起了人:“胡扯啥,传这胡话干啥!”

  “头天中午,我俩坐在一起说话,一点儿迹象都没有。”40年的老伙计张汉卿眼里涌出了泪花,“这几十年我俩商量村里的事儿没少吵嘴,就像两口子一样。他这一离世,心里难过啊……”

  遗体告别仪式上,经许昌市委组织部批准,燕振昌身上覆盖着党旗。市委书记王树山送来了花圈。致悼词的郭建营边念边哭,台下的人边听边哭。

  燕振昌的骨灰送回了村里,要送往祭祖园的骨灰堂安放。那是村里2001年建成的长葛市第一家村级祭祖园,村民骨灰在这里统一存放。

  一路上,村民们自发出来了,一路跟随着。送行的队伍越来越大,把街道占得水泄不通。哀乐响在耳畔,大家哭成一片,有的拿手擦着,有的拿袖子抿着,特别是那些和他相熟几十年的老人们,捂着嘴哭得止不住声儿。

  送行的时候,依照燕振昌生前的规矩,没有响器班儿。30多年前,燕振昌的父亲去世时,他没有让吹响器。从那时候起,水磨河村定了规矩,婚丧嫁娶不大操大办、吃吃喝喝,办白事儿更不能请人“吹响儿”。

  送行的队伍,从燕振昌的“春燕雅居”出发,经过了中学、小学。生前,他对两所学校倾注了太多心血,身后,他的骨灰最后一次经过学校门前。

  送行的队伍经过了文化广场,这是燕振昌领着村民建成的全省第一个村级文化广场,有小湖、有亭子、有小桥,还有篮球场、滑冰场。

  送行的队伍经过了商业街,这个有60%外来人的商业街上,开公司的本村人赵书建来了,开超市的外村人范红军来了,每个店铺的人都走出来加入了队伍,哭着再送燕书记最后一程。

  送行的队伍来到了祭祖园,园门上刻着燕振昌亲自编写的对联:伏牛灵照忠孝子,暖泉滋润德善心。横批是“德泽犹存”……

  有生之年,他看见了,那幸福湖水千呼万唤终回流;他看见了,2014年全村总产值有望突破4亿元;他看见了,生态园建成了,人人都说“哪个村都比不上俺水磨河”……可是,那还没建成的污水处理厂,还没硬化完的最后一条环村路,还准备再建的新社区……他却再也看不见了。

  如今,距离燕振昌去世已有月余,但大家仍不能提起他去世的事,不能提起给燕书记送行时的场景。一提起这个,正激动地说着他办下的桩桩件件好事的村民,就又忍不住涌起泪花,有的人摆摆手扭过头说:“不说了,心里不是味儿。”

  儿子燕松涛闻讯赶回来时,担心父亲走得突然,村里的事务会不会有啥没有处理完、没有交待的,可向班子成员一打听,除了一笔头天的3万元款项没来得及签字外,其他的该签字的、该安排的全都处理好了,“离汤离水”,清清白白。

  领导、亲友、乡亲们送来的慰问金,燕松涛把能退的都退了,不好退的,就由张改真做主,连同上级发放的抚慰金一起为村里成立了“振昌惠学基金”。燕松涛说:“如果父亲生前有交待,也一定是让这么处理的。”

  老燕去世后,张改真又想起了两口子当年的对话:“当年他说过的,在农村也能干出个名堂,让我放心。他就是个有决心的人,说到的都做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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